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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数据"看裁判文书网上公开
时间:2015-02-27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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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2013年11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5次会议通过,并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应当遵循依法、及时、规范、真实的原则,指定专门机构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生效的裁判文书,并对所公布的生效裁判文书的质量负责。

 

一、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主要要求

 

根据该《规定》,并非所有的生效裁判文书都应当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以及其他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案件的生效裁判文书不应当在网上公开。在公布生效裁判文书时,应当保留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等真实信息,但对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以及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且不属于累犯或者惯犯的被告人的姓名应当进行匿名处理。所有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应当删除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未成年人的相关信息、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承办法官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专门人员应当在裁判文书生效后七日内按照上述要求完成技术处理,并提交本院负责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专门机构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

 

二、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实施情况

 

截止于2014年7月26日,我国已经实现了辖区内三级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未实现辖区内三级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省、自治区有: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四川、云南、西藏、新疆、兵团。

 

各省高院大多都是于2013年11月份便在裁判文书网站上公布裁判文书,而地方中院和基层法院则大多是《规定》生效之后才开始在裁判文书网站上公开裁判文书。只要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站的文书检索窗口输入关键词,如输入案件当事人的名称,即可检索到相应的案件。如“薄熙来受贿案”、“胡平枪杀孕妇案”等媒体上曾经报道过的案件在裁判文书网站上能够检索到相应的裁判文书。

 

综合来看,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实施情况还是令人可喜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较为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各级人民法院公布裁判文书呈现出集中、扎堆公开的特点,裁判文书的公开率、更新率不高等等。笔者且以北京市的三级法院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为例,对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实施情况做一说明。

 

(一)裁判文书的公开率不高

 

截止2014年7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最新的提交日期是2014年7月4日,自2014年1月1日至7月4日,北京市高院公开民事裁判文书453件,刑事裁判文书26件,行政裁判文书459件,知识产权裁判文书121件,赔偿裁判文书0件,执行裁判文书15件,以上共计1074件。[1]

 

截止2014年7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最新的提交日期是7月17日。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17日,北京市一中院共计公开民事裁判文书2411件,刑事裁判文书757件,行政裁判文书274件,知识产权裁判文书97件,赔偿裁判文书0件,执行裁判文书81件,以上共计3620件。

 

截止2014年7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最新的提交日期是2014年7月4日,自2014年1月1日至7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共计公开民事裁判文书568件,刑事裁判文书283件,行政裁判文书40件,知识产权裁判文书88件,赔偿裁判文书0件,执行裁判文书1件,以上共计980件。

 

自2013年12月21日至2014年7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结案数为4030件,结案率为64.70%;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结案数为9708件,结案率为63.0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结案数为23418件,结案率为66.37%。[2](数据详情可见本文后的附表)据此可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比率为26.65%,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比率为37.28%,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比率为4.18%。

 

从上述数据可知,尽管北京市三级人民法院的结案率很高(均高达65%左右),但裁判文书的公开率并不高,尤其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其结案率高达66.37%,然而公开率却仅为4.18%,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难道其余的95.82%的案件都是法定不宜公开的案件吗?并且,北京市三级人民法院公开的裁判文书里,案号为2012、2013的裁判文书不在少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7日公开的463件民事裁判文书里,案号为2014的文书仅69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亦不乏类似的情况。因此,北京市三级法院的裁判文书的实际公开率要比上述统计的数目还要低得多。

 

而这,也不仅仅是北京市的个例,笔者浏览了其他省份的裁判文书公开情况,也存在如北京市一样的问题??杉?,尽管,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呼声很高,但实则雷声大、雨点小,各地的文书公开率均不高。

 

(二)裁判文书扎堆公开,更新频率不高

 

仍然以北京市三级人民法院为例,并选取其中生效民事裁判文书的公开数据作为参考。

 

自2014年1月1日至7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的生效民事裁判文书共计453件。公开数据如下:1月14日公开7件,1月22日公开20件,2月27日公开4件,3月31日公开17件,4月29日公开167件,5月份公开0件,6月3日公开2件,6月4日公开3件,6月6日公开67件,6月12日公开1件,6月17日公开18件,6月18日公开1件,6月23日公开2件,7月1日公开24件,7月4日公开120件。详细数据分析参见图1。

 

 

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26日,北京市一中院公开的生效民事裁判文书共计2411件。公开数据如下:1月2日公开18件,1月23日公开1件,2月17日公开14件,2月27日公开6件,2月28日公开1件,3月14日公开7件,3月31日公开7件,4月24日公开131件,4月29日公开73件,5月22日公开268件,5月28日公开76件,5月30日公开357件,6月3日公开209件,6月5日公开106件,6月6日公开129件,6月13日公开1件,6月17日公开463件,6月18日公开45件,6月24日公开3件,6月27日公开158件,7月4日公开125件,7月17日公开213件。详细数据分析参见图2。

 

 

自2014年1月1日至7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的生效民事裁判文书共计568件。公开数据如下:1月1日公开3件,1月22日公开2件,1月23日公开3件,2月17日公开15件,2月27日公开13件,2月28日公开8件,3月14日公开34件,3月31日公开6件,4月24日公开41件,4月29日公开25件,5月22日公开21件,5月28日公开5件,5月30日公开18件,6月3日公开84件,6月5日公开14件,6月6日公开9件,6月12日公开1件,6月13日公开12件,6月17日公开213件,6月18日公开5件,6月23日公开1件,7月1日公开1件,7月4日公开34件。详细数据分析参见图3。

 

 

从上述三幅图表可知,北京市三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情况呈现出大起大落的趋势。自2014年1月1日至7月26日,北京市高院仅公开过14次,2014年5月份甚至一件民事裁判文书都没有公开,以每个月20个工作日来计算,北京市高院的更新频率为10%;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次数为22次,更新频率为15.7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次数为23次,更新频率为16.42%。并且,北京市三级人民法院文书公开的时间间隔大多比较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文书公开最长间隔时间为34天,平均间隔时间为8.92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文书公开最长间隔时间为24天,平均间隔时间为7.90天,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文书公开最长间隔时间为24天,平均间隔时间为7天。

 

而笔者浏览了其他省份的公开情况,东至山东省,南至海南省,西至青海省,北至辽宁省。且以海南省为例。海南省高院在《规定》正式生效实施后最早的公开时间是2014年3月31日,并且自3月31日至5月20日,其所公开的所有无论是民事、刑事还是行政裁判文书的案号均为2012、2013,没有一件裁判文书的案号是2014,直至2014年5月21日,才开始公开案号为2014的生效民事裁判文书,而案号为2014的刑事、行政裁判文书的公开时间更晚。

 

由此可见,我国各省市各级人民法院的更新频率偏低,未能充分践行《规定》中所要求的及时原则。

 

(三)裁判文书从判决到上网的时间周期长

 

笔者从北京市三级人民法院中各随机抽取了五件民事裁判文书,并以此为基础对裁判文书从判决到上网的时间周期进行分析。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玫瑰园别墅有限公司与北京源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于2014年1月21日宣判,2月27日公开,时隔36天;北京当代医院姓名权纠纷申诉、申请一案,于2014年2月17日宣判,3月31日公开,时隔41天;付香鱼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申诉、申请一案,于2014年3月19日宣判,4月29日公开,时隔40天;汪某离婚纠纷申诉、申请一案,于2014年4月18日宣判,6月6日公开,时隔48天;刘德明合伙协议纠纷申诉、申请一案,于2014年5月16日宣判,7月4日公开,时隔48天。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田立源上诉焦健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于2014年1月20日宣判,2月27日公开,时隔37天;潘伟与赵亚洲股权转让纠纷上诉一案,于2014年1月17日宣判,4月24日公开,时隔96天;徐秀霞等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上诉一案,于2014年5月12日宣判,5月22日公开,时隔9天;冀党生上诉物华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于2014年1月20日宣判,6月17日公开,时隔147天;乌兰与鲍金华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于2014年7月8日宣判,7月17日公开,时隔8天。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中冶建设出租汽车诉易林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于2013年12月29日宣判,2月27日公开,时隔59天;顾峰等与顾国泉等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3月6日宣判,4月29日公开,时隔53天;王国印与中京保安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于2014年1月24日宣判,5月22日公开,时隔117天;梁浩与比科特通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于2014年2月10日宣判,6月3日公开,时隔112天;王淼与北京天地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2014年3月25日宣判,7月4日公开,时隔100天。

 

《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承办法官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专门人员应当在裁判文书生效后七日内按照本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的要求完成技术处理,并提交本院负责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专门机构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而综观北京市三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时间,绝大多数都没有遵守这7日的期限,从文书宣判到文书上网的时间周期非常长,违反了裁判文书公开的及时原则。

 

(四)裁判文书未按法定要求公开

 

依据《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当保留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真实信息,但必须采取符号替代方式对下列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姓名进行匿名处理:(一)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二)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三)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且不属于累犯或者惯犯的被告人。”

 

应匿名而未匿名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输入关键字“离婚”进行检索时,发现部分法院未能完全将应当匿名的当事人进行匿名处理。如,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公开的的龚丽君与王继广离婚纠纷民事裁定书、陈炳发与余会平离婚纠纷民事判决书、郭先仲与卿娟离婚纠纷民事裁定书等离婚裁判文书,尽管在公开的裁定书正文中将当事人匿名处理,但标题中的当事人却未匿名。

 

2.不应匿名而匿名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随机抽查了部分省市的中院公开的刑事裁判文书,发现其均遵照规定对法定应匿名的人员进行了匿名处理。但是,却有个别中级人民法院对不应匿名的人员也作了匿名处理。如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将被告人的代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也作了匿名处理,如刘传淦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周泽和诈骗罪二审刑事裁定书等。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公开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并未将代理人作匿名处理。

 

三、裁判文书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关系

 

丹宁勋爵在其《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中说:“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坚定的在网上公开裁判文书的行动,让裁判文书在阳光下曝晒,使丹宁勋爵的这句法谚成为了现实。

 

(一)裁判文书公开助推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正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与分配的过程及方式体现公平。它应体现裁判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3]司法公正是一种社会公正和社会感知,仅仅靠法官或法院自身追求公正、感觉公正还是不够的,司法公正与否最终要由社会来做出评判,必须由社会说了算,司法公正的评价权在社会而不在司法机构和司法人员本身。[4]

 

无论是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中,最为全面完整地体现整个庭审过程的书面载体应该非庭审笔录莫属,而裁判文书正是依据庭审笔录作出的??梢运?,裁判文书记载了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反映了法官运用法律和自由心证进行裁判的过程,能够体现审判活动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审判活动的最终载体。

 

互联网具有操作简便、及时快捷、成本低廉、即时互动等优势,裁判文书在互联网上公开极大地方便了社会公众的查询和监督,有助于扩大司法公开的覆盖面,更好地提高司法透明度、保障公众知情权、强化司法监督。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不仅能有效避免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现象的发生,也能使司法公正以人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方式得到实现。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意味着每一份裁判文书都将接受公众的检查和评论,法官必须更加负责谨慎地对待每一个案件的审判,积极提升裁判文书制作水平,不断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性。[5]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中并未规定对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以及书记员作匿名处理,因此,每个参与案件审理的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和书记员都会清楚地列明在裁判文书中,对于提高办案法官的责任心和业务素质具有倒逼效应。

 

一言以蔽之,将裁判文书在网上公开,使司法审判活动曝光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下,这种人人可见的压力必将推进司法公正。

 

(二)裁判文书公开践行公开审判原则

 

公开审判是现代国家所普遍奉行的司法原则,是指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公开进行。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法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在总则中规定了审判公开的原则。在我国早年的司法实践中,人们对公开审判的认识通?;雇A粼诜傻囊话愎娑ㄉ希?.在案件审理阶段,除了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和可以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以外,一律公开审理;2.在宣判阶段,所有案件一律公开宣判;3.在实现方式上,允许公众旁听审判过程和允许新闻媒介进行报道;4.在操作上,根据法律规定,凡公开审理的案件,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原被告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定期宣判的案件,也应当先期公告。至于裁判文书公开,一般认为不属于公开审判范畴,即便属于,公开宣判也就相当于裁判文书公开了。[6]

 

然而,近年来,裁判文书公开是公开审判原则的应有之义,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裁判文书作为身兼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双重载体,如果裁判文书不能公开,则无论审判公开的程序落实得多么完美,社会公众仍然无法确知案件的处理结果的来龙去脉,无法确知案件判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以及法官适用法律和推理的过程。

 

如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规定付诸实践,将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实实在在地践行了公开审判原则。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裁判文书,除了法定必须匿名处理和删除的内容之外,原原本本地保留了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及法院的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梢运?,这种举措真正地实现了公开审判原则的精神内涵。

 

(三)裁判文书公开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裁判文书的网上公开之时,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就曾直言“法院公开判决,步子迈得太大了”、“应该逐步进行,并开放评论”。笔者认为,此话不无道理。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11月21日就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但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情况并不统一,并且没有一个统一的裁判文书公开的网上平台。而今,新的规定确定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为统一的裁判文书公开的网上平台,并且,提交裁判文书的期限也从原来的裁判文书生效30日内缩短为7日。这一大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出现。

 

第一,短期内,司法成本可能提高。裁判文书的网上公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技术性措施,可能牵扯许多资源与成本的消耗。比如,是否成立新的负责文书审查公开的机构,是否需要扩充编制并增加人员。另外,由于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带来的社会压力可能会增加法官审判的时间成本,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

 

第二,公众对司法的理解度并不一定上升。鉴于当前的司法环境与法官的职业素质,裁判文书在网上公开有可能引发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并对文书中出现的问题予以情绪性的表达,特别是针对一些常识、文字的错误。这也许有助于刺激法官提升自身素质,但也可能进一步引发公众对司法的误解与偏见。

 

第三,司法腐败并不一定得以扭转。司法公开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减少司法腐败。然而,司法领域的腐败并不一定能通过裁判文书的公开得以大幅改善,毕竟裁判文书只是表面的文字反映,而司法腐败更多的是暗箱操作。法官可以利用裁量权与文学修辞的手法规避风险,结局可能是导致程序公正而实质的不正义。

 

第四,裁判文书公开可能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司法公开有可能会侵害到公民的隐私权,这似乎成了司法公开一个必须承担的代价。除此之外,文书中涉及的其他信息是否可能被心怀不轨的人利用并从事非法活动,不得而知。裁判文书大多为实名公开,作为自然人当事人,实名公开可能会对其生活、学习、就业带来一定的影响;作为组织当事人,实名公开可能会对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带来困扰和负面影响。[7]

 

四、完善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建议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建立了统一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作为裁判文书网上公开的平台,但是,该文书网并非尽善尽美。笔者结合自己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的切身体会,对完善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提出如下建议。

 

(一)统一裁判文书的名称

 

2014年7月26日,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检索窗口输入关键词“离婚”进行搜索,发现检索结果里的文书名称并不十分统一,尽管大多都是“某某诉某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或“某某诉某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但仍然有不少文书的名称并不统一。在笔者的检索结果中,以四川省隆昌县人民法院最为特殊,其离婚裁判文书的名称格式为“某某诉某某离婚纠纷案(2014)隆昌民初字第X号民事XX书”,如“叶某某诉被告胡某某离婚纠纷案(2014)隆昌民初字第800号民事裁定书”、“彭某某与被告李某某离婚纠纷案一审民事判决书”、“隆昌县人民法院王某诉张某离婚纠纷案(2014)隆昌民初字第1821号一审民事裁定书”等。

 

因此,笔者认为实有必要对裁判文书的名称进行统一。笔者建议,将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裁判文书的名称格式统一为“原告(上诉人)与被告(被上诉人)+案由+审级+文书名称”,如张三与李四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将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的名称格式统一为“被告人+罪名+审级+文书名称”,如王五故意伤害罪再审刑事判决书。

 

(二)统一匿名处理的方式

 

仍然以婚姻家庭案件为例。依据《规定》,婚姻家庭案件的当事人是必须匿名处理的,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对如何匿名处理并未作出具体规定,而是由各法院自行处理。实践中,各级法院便出现了各种花样的匿名处理方式。其中,使用最普遍的匿名处理方式便是将姓氏保留,将名以“某”“某某”匿之,如张某、孙某某。然而,有的法院较为别出心裁,其匿名方式为“×”、“××”、“×1”、“×2”,如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郭×与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侯×与王×1等法定继承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统一各级人民法院匿名处理的方式。笔者建议,将需要匿名处理的人员统一匿名格式为“姓氏+某”或“姓氏+某某”,如遇外国籍人,则为“首字母+某”,如张三为“张某”、王小二为“王某某”,David为“D某”;如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为同姓,则冠以“甲”、“乙”、“丙”,而非数字1、2、3,如“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如不同案件的当事人为同姓,且均需匿名处理,也可冠以“甲”、“乙”、“丙”。如此,便可以避免出现如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所出现的尴尬情况。[8]

 

(三)完善裁判文书的检索

 

目前,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检索方式有两种,一是一般检索,即输入“关键词”或者“案号”进行检索;二是高级检索,即输入或者选择“关键词”、“案号”、“案由”、“案件类型”、“文书类型”和“审理法院”进行检索。而裁判时间是可以自由设置的。

 

据此,笔者在一般检索中输入关键词“离婚”,裁判时间为2014年1月1日至7月26日,得到的检索结果有163587条记录,这其中,并非所有检索结果均为离婚纠纷裁判文书,有的是追偿权纠纷、撤销权纠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这些非离婚纠纷出现在检索结果中的原因是其裁判文书中有“离婚”字眼??杉?,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关键词检索覆盖面非常广,只要裁判文书中有出现该关键词,就会被检索到。而高级检索由于条件项更多并且精确匹配,因而能够比较精确地检索到目标案件。但是,不足之处在于,在高级检索中,仅输入案号如“123”是可以检索到一系列案件的,然而,仅输入案由如“离婚纠纷”是检索不出结果的,必须与关键词或者案号搭配检索方能出现检索结果。

 

因此,笔者认为裁判文书的检索方式尽管有不少优势,如简便、容易操作等,但仍然有待完善。笔者建议增加裁判文书标题检索,如此,有助于方便人们更好更快地检索到目标案件,而不会出现检索离婚案件时出现了一些非离婚案件的检索结果。另外,还应当开放案由检索,使人们在输入案由时即可检索到案件,亦便于统计同个案由的案件数量等等。

 

五、结语

 

继2003年、2007年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第三轮司法改革。裁判文书网上公开是司法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其能够以公开促公正之力倒逼法官提升业务素养,助推司法公正和司法透明,有效抑制司法腐败。然而,裁判文书公开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其施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阳光司法固然是民心之所向,但是,阳光太强烈也会灼伤人。因而,如何更好地推动裁判文书上网,如何更好地推进司法公开,其道阻且长,仍需我们不断探索前行。

 

附表:

 

 

引注:

 

[1] 本文所有的文书数据均由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ww.court.gov.cn/zgcpwsw/统计而得。最后统计日期:2014年7月26日。

 

[2] 数据来源于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http://www.bjcourt.gov.cn/,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7月26日。

 

[3] 董王超:“裁判文书制作与司法公正”,载《人民法院报》第008版,2012年9月12日。

 

[4] 倪寿明:“司法公开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5] 刘武?。?ldquo;裁判文书E公开助推司法公正”,载《深圳特区报》第A02版,2013年7月4日。

 

[6] 韩炜:“从公开审判原则的精神内涵谈裁判文书公开”,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15日。

 

[7] 孔丽:“裁判文书实名上网之隐忧与对策”,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4年4月第2期。

 

[8] 2014年8月1日,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提交的两份危险驾驶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因当事人的姓氏皆为“韩”,且均需匿名处理,因此,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分别将裁判文书命名为“韩某危险驾驶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和“韩某危险驾驶罪一审刑事判决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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